以下文章来源于《金融市场研究》2023年第2期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有效控制居民收入差距、持续优化收入分配。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持续增长，202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5128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增长8.1%。收入水平连年增长的同时伴随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近二十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处于0.45以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应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收入差距是影响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加大收入差距成因和对策等方面的研究意义重大。

有关地方债影响收入差距的渠道，已有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地方债的快速增长与房地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田新民和夏诗园，2017）。一方面，债务规模的扩大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偿还能力，提升财政收入、拓展融资渠道可提升债务发行和偿还能力，通过土地财政获得的财政收入能满足上述需求，而基于招拍挂制度的土地出让等经济活动推动了房价上涨（宋林清，2017）。另一方面，防范债务风险强化了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利用土地为资产进行融资，推动了房产价格的进一步攀升（秦凤鸣等，2016；宋昕，2017），尤其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有较大比例是利用土地作为担保举借债务，债务规模越大，地价和房价也随之抬升（何杨和满燕云，2012；葛鹤军和缑婷，2011）。与此同时，在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中，除了收入水平差异之外，不断上升的房价也是重要推手，房价波动以及与房产相关的财富转移等引致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增（骆永民和徐明星，2015）。上述影响主要集中于财富效应和信贷效应两类渠道：一是房价上涨造成了不同收入阶层间的财富转移，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周建军等，2014）；二是房价波动会引发信贷变化，进而造成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地方债与房地产紧密关联，而房价上升又与收入差距扩大密不可分，那么，房价是否是地方债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渠道？这是本文进行重点论证的问题。

根据相关文献和我国国情，本文梳理了以房价为中介渠道的地方债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图1）。以下结合机制分析提出研究假说，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依据。

图1 以房价为中介渠道的地方债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

（一）地方债影响房价的作用机制

土地作为一种重要资产，是地方政府举债依托的核心资源，地方债影响房价的主要渠道之一就是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建设中，为了扩充财政资金、拓宽融资渠道，通常采用举债方式筹集资金（毛捷等，2019），以缓解地方经济建设的资金压力，平衡财政收支。由于土地数量有限，大规模土地出让引致的高地价会形成地价上涨预期（Alonso，1964；刘民权和孙波，2009）。同时，土地抵押收入逐渐成为土地财政的重要来源并形成地方债发行的重要基础（刘守英和蒋省三，2005；刁伟涛，2015）。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发展需要以及财政收入扩充，一定程度上会对土地财政具有“依赖性”（邵朝对等，2016），依赖程度越高对房价提升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张双长，2010；郑思齐，2014），且伴随着土地交易价格的上升，房地产商土地开发、利用及经营等成本的增加使其拥有强烈动机提升房价。

地方债影响房价的另一渠道是基础设施建设。借助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地方债务发行以及同企业开展合作，既扩大了地区招商引资规模，又推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与相关建设项目的合作运行（齐天翔和陈瑞，2016）。城市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为房价上涨提供了外部柔性因素，基础设施齐全的地区更容易吸引人们购买房屋，推动房价上升进而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造成影响。

（二）房价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房价通过以下两类机制影响收入差距。一是房价变化直接影响收入差距，包括财富效应和信贷效应。当房屋作为投资品时，房价波动不仅会影响其自身价值，与其相关联的房屋买卖、房屋租赁等资产收益也会随之变化（Miles，1994），房价上升引致的资产收益增加就是房价财富效应的具体表现（Linneman & Megbolugbe，1992；Case，2005），而房价的信贷效应主要是指抵押房产以扩大投资规模所获得的收益增量（李实等，2005）。房价上升所带来的各种溢价收入更多集中在高收入群体（原鹏飞和冯蕾，2014），这主要是由于高收入群体普遍具有较大的投资规模、广泛的投资渠道以及较高的风险偏好（Gollier，2010），是投机性房屋交易、房租收取以及抵押贷款的主要行为群体（陈彦斌和邱哲圣，2011）。而中低收入群体对于房屋的刚性需求特征较为突出，买房主要用于居住，房屋的消费品属性更加凸显（张传勇，2014）。此外，房产升值会进一步推升高收入群体对房屋投资的需求，旺盛的投资需求还会在房地产市场中形成对中低收入自住购房群体的“挤出效应”，房价上涨将对该群体的购房需求形成抑制（Waxman et al.，2020）。

二是房价变化间接作用于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代际转移。由于房屋具有可继承性，基于房价上涨的房屋代际转移会进一步固化高收入群体子代财产的增加，中低收入群体子代的房产继承对其财富增加的规模则普遍偏小，且主要以账面财富形式体现（陈峰等，2013）。从属于财产性收入的房产继承规模由于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存在较大差异，也会形成对收入差距的扩增作用。

基于地方债通过土地财政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房价提升的促进作用，以及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信贷效应和代际转移对收入差距的扩增效果，本文提出如下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的假说。

研究假说1：地方债发行会扩大收入差距。

研究假说2：房价是地方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中介渠道。

基于上文对地方债、房价与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为检验研究假说1和2，本文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实证研究。一是研究地方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设定基准回归模型；二是研究地方债是否以房价为中介渠道进而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采用常见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一）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和指标众多，如不同群体间的收入比值、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等，其中基尼系数的应用范围广泛，便于同其他研究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因此，本文使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对于基尼系数的测算，通常有分组加权法和收入分布函数拟合法两种方法，限于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收入分布函数拟合法的结果受函数主观选择的影响较大，本文参照陈昌兵（2007）、Sundrum（1990）的测算方法，基于各地级市层面的城乡居民收入分组数据，在求得城乡两部分的收入基尼系数后，加权算出各地级市整体基尼系数。该方法同其他方法测算得出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的一致性已得到普遍印证（段景辉和陈建宝，2010；杨天宇和曹志楠，2016）。

2.核心解释变量

地方债的衡量目前缺乏统一的数据来源，根据其实际发行情况，相较于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城投债的发行时间较长，在地级市层面的发行数据相对公开且数据较为完整，是可获取的、能够较长时期体现地方债规模变化的数据来源。鉴于此，本文使用徐军伟等（2020）统计的各地级市城投债发行规模数据进行衡量。

在中介效应分析中，房产价格也是重要的解释变量。由于房价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且包含多种价格类型，为便于分析并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采用全国各地级市层面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商品房销售总价/商品房销售总面积）衡量房价。

3.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进程。由于收入差距与收入水平紧密相连（朱国钟和颜色，2013），因而本文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此外，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同收入差距、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程度相关，经济规模相对较大的城市通常伴随着较高的收入水平（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因而选择各地级市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城镇化水平与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也具有关联性，因而选取城镇化率代表地级市层面的城镇化水平（陈云松和张翼，2015）。

产业发展和社会投资。各地区产业结构会对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以及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罗长远和张军，2009），当某地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较高时，社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较大，对财政支出和债务融资具有较高依赖度。据此，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作为产业发展和社会投资的衡量指标。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各地区的财政收入支出情况一定程度决定着债务发行规模，本文采用人均财政收入增长率衡量各市级财政收入情况（项后军等，2017），采用各市级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衡量财政支出情况。

（二）实证结果

1.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2011-2018年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核心解释变量地方债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回归结果均表明地方债规模对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地方债发行规模每增加10%，基尼系数提高约0.012，占样本期基尼系数平均值的2.57%。

2.稳健性检验

考虑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收入差距可能会反向影响地方债的发行，即存在循环因果问题。另一方面，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可能会同时影响地方债发行和收入差距，从而产生变量遗漏问题。上述问题都会导致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内生性关联，干扰实证结果。为有效控制内生关联问题，本文首先采用各地级市融资平台个数作为地方债规模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刘畅等，2020），所得到的结果仍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同时，本文借鉴“Bartik”工具变量（Bartik, 1991）的构造方法，构建融资平台个数的预测值，采用期初融资平台个数占上一级融资平台个数的比重对本期融资平台个数进行预测。将融资平台个数的预测值作为工具变量引入后，地方债与收入差距之间仍保持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消除内生性的同时进一步印证了假说1的成立。

3.异质性检验

地方债的发行规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具有典型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毛捷和黄春元，2018；刘伟等，2018）。为了检验地方债规模对收入差距是否具有区域异质性特征，本文对样本城市按照地理范围进行了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两个区域的划分，并对其分别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债规模持续扩大对基尼系数扩增的影响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相对不发达地区均普遍存在，这一问题需要得到各地区及时关注。

此外，地方债发行所依托的融资平台公司与国有资产紧密相连，不同资金流向的地方债因其发行规模、使用范围和作用对象的不同可能会对收入差距形成差异化影响，为了对此进行异质性检验，本文将各地级市的地方债划分为用于基建投资、棚户区改造或保障房建设、有息债务偿还和补充运营资金四类，分别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用于基建投资、棚户区改造或保障房建设、有息债务偿还还是补充运营资金，地方债与收入差距均保持了正相关关系，但其中用于基建投资与棚改或保障房建设的地方债规模对收入差距的扩增作用更为突出且回归系数显著，这与机制分析中地方债通过土地出让、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房价提升并关联至收入差距扩大的理论推测相一致，体现了地方债与土地这一重要国有资产的紧密关联；而用于债务偿还或补充运营资金等非民生直接相关领域或与土地资产关联较弱的地方债发行，并不会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产生显著影响。

4.机制检验

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进行机制检验，发现地方债与房价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地方债发行规模的扩大对房价上涨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房价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假说2的内容。

不同类型房屋的价格波动幅度以及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具有差异性，为了识别房屋类型是否会对房价的中介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因而在上述中介效应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房屋类型将房价划分为住宅类房屋价格与非住宅类房屋价格两类进行分组回归；其中住宅类房屋以居住为主要用途，其价格变化会通过房租等财产性收入和继承等转移性收入双渠道影响居民收入差距，而生产性或营业性等非住宅类房屋价格的波动则仅由租金收入等财产性收入作用于收入差距，分组检验的回归结果发现无论是何种房屋类型的价格，基于房价为中介的地方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保持了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回归系数极为相近，表明不具有因房屋类型而引致的异质性中介效应。

此外，房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储蓄行为以及收入不平等程度具有差异性影响（陈彦斌和邱哲圣，2011），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因收入水平差异而形成的异质性房价中介效应，本文依据样本期间我国居民平均年收入水平和个税免征额标准（3500元/月），分别以2.4万元和4.2万元为界，将样本划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个组别，由此进行三个组别检验。可知地方债发行规模扩大所引致的收入差距变化主要体现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的加大，并在此过程中房价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这与前述机制分析中房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保持一致，也表明存在因收入群体而引致的异质性房价中介效应。

本文使用2011-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并结合家庭层面微观数据，通过以房价为中介渠道，实证分析了地方债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地方债规模扩张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一结论稳健，不受变量设置、实证方法和数据构成等影响；（2）地方债以房价为中介渠道对收入差距产生作用，地方债发行规模的扩大推升了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削弱乃至消除地方债扩张与房价过快增长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控制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在地方政府举债中的作用，严格限制将土地或基于土地的收入作为举债担保，同时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强化科学举债，加强对地方债规模的科学管控，避免无序和低效的举债。二是坚持“房住不炒”，并利用好地方债加强在廉租房和公租房的资金投入，解决有切实住房需求和住房困难人群的住房问题，减弱乃至切断房价对收入差距扩增的传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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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编辑：胡一凡

责任编辑：张   醒

值班编辑：冀文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