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8日，沈从文给嫂子张充和写信，称可以给张家远房亲戚介绍工作——到昆明市龙井街51号一所市民之家当保姆，包吃包住，每月工资十二元法币。

每月十二元的工资，听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其实也非常少。因为当时法定货币已经贬值，在昆明市区，面粉一斤要2元，大米一斤要3元，猪肉一斤要7元，菜籽油一斤要7元，盐一斤要1.6元，木炭一斤要0.3元，鸡蛋一个要0.14元，男袜一双要0.7元，女袜一双要1.5元。由于战乱时期商贩囤积物资，一些市民也纷纷投机倒把，从中牟利。香烟这时成了投机的对象：一盒20条装的普通道牌香烟卖12元；一盒10条装的木盒红铁盒装要卖40元。

＾

1945年中央银行发行的“1000元”法定货币

每月12元工资只能买6斤面粉，或者4斤大米，或者几斤猪肉，或者几斤菜油，或者7斤多盐，或者40斤木炭，或者85个鸡蛋，或者17双男袜，或者8双女袜，连买两双都不够。更要命的是，如果保姆喜欢抽烟，光是一包普通香烟就能花光她一个月的工资。

工资这么低，张家远房亲戚会去吗？我没有看到张崇和的回复，不敢妄加评论。不过，按照当时的情况，雇主给保姆的工资低得惊人。沈从文介绍的雇主给的工资应该是符合市场的。

有据可查，1933年，通俗读物《青岛指南》由青岛平原书店出版，书中第一部分统计了青岛几种常见行业的收入情况：

公务员，平均月工资65元（银元，下同）。小学教师，平均月工资35元。汽车司机，平均月工资36元。人力车夫，旺季月收入约30元，淡季约15元。在纺织厂工作的农村妇女，平均月工资12元。商店售货员，平均月工资12元。保姆，平均月工资6元。

可以看出，在各个行业中，保姆的薪资是最低的。

再往前追溯，1923年至1926年，鲁迅与原配妻子朱安、老母亲在北京居住期间，曾雇了一名保姆，除包吃住外，每月只付给保姆一两元钱。据“北平社会调查部”1926年对北京市民家庭抽样调查的结果，当时小学教师的平均月工资为24元，人力车夫扣除人力车铺租金和各种税金后，平均每月纯收入为16元。公务员的工资更高。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月工资曾一度达到300元，他付给保姆的工资只相当于小学教师工资的二十四分之一、人力车夫的十六分之一、自己工资的三百分之一。

民国时期的保姆一般都是农村人。我们知道，民国时期的农村长期处于崩溃状态，战乱不断，自然灾害频发。进口商品垄断了城市市场，农产品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再加上还要承担各种税费。为了生存，农民被迫涌向城市，做保姆是生存的手段之一。

可以想象，在民国时期，只要不像现在有些用人单位那样要求外语能力和学历保姆工资是家政公司开还是雇主，找个保姆还是很容易的。比如某女士就到家政公司找保姆，月薪只有一块钱。应聘者王阿华觉得太低，摇头拒绝干，但更多的是找不到工作的李阿华、张阿华、赵阿华等人赶过来报名。别说一块钱的月薪，就算不给工资她们也干，只要能吃上一顿饭就行。

＾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传教士家庭的保姆和仆人

因为请保姆很便宜，民国时期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比如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郁达夫、费孝通、梁思成、陈寅恪、朱自清、冰心等等，不管是在北京生活，还是在上海生活，或者后来抗战时期住在昆明，都请过保姆。请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收入都很高。1933年，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在北京结婚，他们租房子，借钱办婚礼，每个月的收入都不够花销，还是请了保姆。而且，不但请了保姆，还从青岛请了厨师给夫妻俩做饭。沈从文是不是在炫耀呢？绝对不是，因为请保姆或者请厨师很便宜。 与他们每个月缴纳的房租、房屋捐献、挑水费、倒桶费相比，这笔开支可以忽略不计。

同样的情况在民国以前更为常见。宋元明清时期，大多数国民，无论贫富，都有条件和机会找到保姆。有的保姆是买来的，全额付清，终身使用，如同女奴。《三言》、《二拍》中所谓的“乳母”保姆工资是家政公司开还是雇主，其实就是奴隶身份的保姆。有的保姆是雇来的，包吃包住，按月发工资，但工资极低。这让大批穷苦文人得以在诗文或序文中自豪地使用“召僮”、“付奴”等激烈的字眼。

正是因为中国历来有非常广大的贫困农村和非常庞大的赤贫阶层，所以即使像明清时期的读书人那样穷困潦倒，甚至像民国时期的文人那样一贫如洗，也能雇一个甚至几个保姆。

- 结尾 -